鸭脖体育官网登录|世界杯|威尔士队

考古贵州︱张合荣:炼石成金——普安铜鼓山的青铜冶铸

包括贵州在内的云贵高原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青铜时代,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考古工作者的重大学术问题。在威宁中水鸡公山和毕节青场瓦窑等遗址的发掘中,出土有一定数量的生产工作和装饰器,表明从商周时期开始,人们对青铜铸造技艺有所掌握,云贵高原也开始进入到青铜器时代。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青铜冶铸业并不发达,人们只能生产简单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器等,青铜器在人们的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进入东周时期,受周边族群青铜文化的影响,云贵高原的青铜冶铸技术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目前在云南和贵州都发现有较多的冶铸青铜器的范和模,云贵高原逐步进入到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并以滇池为核心发展出独具地域特色的西南夷青铜文明。

而位于黔西南州普安县青山镇的铜鼓山遗址,山体浑圆似铜鼓,是目前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专门化的手工作坊遗址。冶铸的青铜器流传广泛,可解决战国秦汉时期流行于云南、贵州和广西甚至东南亚等广大地区具有独自文化特征的部分青铜器的产地问题,因而它在探讨夜郎等西南夷族群的青铜冶铸业无疑是很重要的发现。

铜鼓山遗址出土青铜冶铸实物较多,包括泥心、陶坩埚、铜渣和大量各种器类的范、模。留存的铜矿渣大小、形状不一,表面有层层绿锈。陶坩埚器壁较厚,呈敞口、直壁、圜底形,器表饰绳纹,器内壁多残留有浇结铜液。范模多已残断,有的还留有浇涛口,能辨明铸造器物种类的有剑茎范、剑茎模、剑身范、钺范、戈内范、戈援范、刀范、凿范、鱼钩范、铜铃范、铜戒指模等。

从上述范、模的种类看,铜鼓山主要铸造武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器之类,这与云贵高原青铜文明以兵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为主的特征吻合,说明以夜郎为代表的西南夷族群在青铜文化发展上,走了一条不同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独特之路。目前还未在黔西南地区发现与铜鼓山遗址相关的铜矿,因而铜鼓山遗址的矿料来源仍不清楚。不过,这里离云南会泽、东川等铜矿富集区不远,当时活跃在云贵高原的各族群相互之间往来密切,因而也不排除铜鼓山的矿料有来自云南的可能。古人使用陶坩埚等作为熔铜器具,采用浑铸法将冶铸范、模、泥心等紧密套合在一起,然后从浇铸口将熔液一次性浇灌而成。待冷却后,取下范、模,将浇铸好的青铜器再用青铜工具加工,一些比较复杂的器物可能还采取分铸-焊接等方法。这些说明铜鼓山先民已掌握了较复杂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已能制造出比较复杂的青铜器,当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创造出成熟的青铜文明。作为一个专门的冶铸作坊,铜鼓山生产的产品肯定不仅仅满足于本族群自身需要,它还要作为流通商品外销他地,以换取其它资源。从考古发掘和各地零星出土的青铜遗物看,铜鼓山遗址生产的青铜器除在以铜鼓山为中心的黔西南地区大量使用外,还广泛流通于其它地方,范围是比较宽广的。1957年至1958年,贵州省博物馆在清镇、平坝发掘了一批汉墓,其中在清镇发掘的18号墓中,出土有一件一字格曲刃青铜剑(原报告称矛)和斜刃靴形钺,这两件器物风格与汉墓中常见的汉文化器物迥异,当时不清楚其来自何处。直到铜鼓山遗址中出土了这种青铜剑和大量铸造这种青铜剑的模范时,才弄明白这是铜鼓山生产的地方产品。汉族移民进入这一地区后,可能通过交换等方式,使用了当地生产的地方产品。此外,这种青铜剑在云南、广西也时有出土,这说明它是当时铜鼓山铸造的一种基本器物。

在铜鼓山遗址中,出土有较多的铸造铜戈的残范,包括戈内范、戈援范,其中2002年发掘时出土的一件内端饰三人牵手图案的无胡铜戈残范异常重要,因为这种图案的铜戈广泛见于贵州黔西南、黔西北、滇东、滇东南、桂西北及越南北部一带,过去一直无法明确其产地,这种铜戈的内范和援部心形纹范的出土,表明战国秦汉时期流行于这一广大地区的直内人物图案戈至少有一部分是在铜鼓山生产出来的,赫章可乐出土的一件铜戈可与铜鼓山遗址出土戈范完全套合就是明证。其它如图中的铜钺,在贵州黔西南、广西西北部、云南东南部、越南北部也都有发现,广西学者称其为“风字形”铜钺,也是铜鼓山生产的基本青铜器之一。

根据文献记载,当时从四川盆地(汉时称巴蜀)有直达广州(汉时称番禺)的通道,蜀商人常偷偷将蜀地生产的“枸酱”通过夜郎地区的牂柯江运到番禺贩卖,唐蒙就是在番禺吃到蜀地生产的“枸酱”而了解到夜郎等西南夷的。因此,在当时活跃在整个云贵高原的各族群,它们不仅相互之间有密切往来,而且同四川盆地、两广的番禺甚至越南北部的交趾等地都有往来通道,铜鼓山生产出的青铜器在这一广大地区广泛使用实不足为奇。铜鼓山生产的兵器主要是戈、剑、钺,云贵高原许多青铜时代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也主要是剑、戈、钺等,尤以戈、剑最多,这些当时各部族武士的基本装备,说明当时族群矛盾和部族斗争日趋尖锐化和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