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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应对中美经贸的“布朗运动”

17世纪,史诗性的英荷贸易竞争及三次海战之后,斯密的“自由竞争”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横扫资本主义大脑,重商主义失去正统地位,自由贸易开始深入人心。

一晃300年。虽然贸易保护和竞争摩擦不断,但自由贸易在全球基本确立共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多边贸易体系,推动了各主要经济体的繁荣,包括后来居上的中国,也包括规则的制定者美国。

但没有一成不变的格局。中国经济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实力对比。中国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底层出发,从衣帽鞋袜到高铁飞机,从“破铜烂铁”到“基建狂魔”,从招商引资到输出资本,产业一点点升级,技术一点点突破,直至要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头部工业弯道超车,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谋占上风。美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可能“情绪稳定”。国家之间竞争,绕不过实力和利益。既然动了人家的奶酪,就不免被指责为“不守规矩”。其实最守规矩的人,是制定规矩的那个人。

中美贸易失衡非一日之寒,原因也很复杂,中国需要正视美国的关切,即使后者的诉求泛政治化;美国也需要尊重中国的实力,不能漫天要价,不能逼签城下之盟。

地缘政治过多地介入到经贸关系,经济账和政治账一起算,新账和旧账一起算,就容易成为糊涂账。如果说以前,中美关系还是因应箱体运行的规则,好不到哪去,差不到哪去,以后则可能需要面对布朗运动的不确定性,阴晴不定。中美仍要管控分歧,防止危机不必要的和情绪化的升级,仍要回到谈判桌上,但切忌误判。

承平日久,就觉得理所当然。在整整一个世代人的记忆中,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是自然而然的“政治正确”,却忘了大航海以来的500年、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年,贸易的开放和保护,并不绝对,而是各领“风骚”。时移世易,人们的利益会变,看法会变,大道理反而抵不过小算盘。事实上,美国的逆差是个结构性问题,跟美元有关,跟消费有关,跟产业有关。美国工人的失业,不是贸易问题,而是科技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很高,但找替罪羊很容易。

过去40年的中美打交道历史,足以固化我们的认知。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依据过去的经验来推算未来的可能性。中国需要做好承受来自美国更大压力的准备,这既来自贸易、投资和汇率,也可能来自台湾、南海及周边。

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当下的“文德”就是改革开放。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的惟一方式,就是搞好自己的改革开放,用改革凝聚共识,用开放团结多数,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开更大和更广的市场内生空间。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当然,也是最难实现的常识。